来伊份：一季度净利同比增长15.24%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有两个特点比较突出，一是出口导向，二是投资驱动。

进入 张军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投资 消费 出口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的驱动力从现代增长理论的角度可以得到比较好的解释。

事实上，即使根据国家统计局可能被低估了的消费数据，中国从1990年到2010年的20年间消费的年增长率也达到8.6%（去除了通货膨胀因素后的复合增长率）。所以，经济萧条时刺激投资可能比刺激消费还要见效。（事实上，当一个国家需要通过自主创新才能实现技术进步的话，那就说明这个国家已经处于科学技术的前沿，进步的速度也就不可能很快了。事实上，发达国家的ICOR要远远高于中国的水平，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高收入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上述两个十年间的ICOR分别是6.32和12.62。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追赶"效应。

根据现代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的引擎只有两个，一个是人均资本（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增长，另一个是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的提高，前者是生产要素投入的量的指标，后者是生产要素使用效率的指标，一般被看成是技术进步的结果，发展中国家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也会带来生产率的增长。核心提示："三驾马车论"违背了经济学常识，误判了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增长的真正原因，也会误导未来中国经济政策取向的选择，贻害无穷。再次，企业是真实的企业，反应是敏感的。

一系列的微刺激积累起来就是大刺激。而如果产品有强烈的市场需求、滚动发展能力很强、资金回流很快，那就根本不用担心资金问题，或者说根本不存在资金问题。新的发展阶段需要新的产业结构，新的产业结构需要在原来的产业结构上调整、创新、挤出泡沫。结构效应是指通过创新，提升产业、产品结构以推动经济发展，是所谓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里曾经应用威廉·配第的话说：货币不过是国家躯体的脂肪，过多会妨碍这一躯体的灵活性，太少会使它生病。总之，如果没有财产保护和盈利的激励，不管非财务性质的回报有多大，多数企业家都不愿意冒险。

马克思这些精辟的论述，对我们仍然有现实意义。因此，不会向人们灌输绝对服从权力机构的思想，而是存在着给社会成员提供若干竞争机会的权力机构，因而发明者更可能兴旺起来。内森·罗森堡等在《西方现代社会的经济变迁》中指出，革新本身是反叛传统的一种形式，并且可以假设比大多数人更具个人倾向。第三，支持经济市场运行的微观主体还不健全。

一些地方政府刻意保护，阻止有竞争力的企业、产品进入本地区，以保护本地区落后企业不被淘汰。迄今为止的经济发展史证明，如果没有核心技术、没有市场需求，仅仅有资本是支撑不了一个企业或产业的。具体表现为： 第一，一些政府部门依然热衷于审批，用行政力量配置资源，资源流动的方向背后不时闪现着行政力量的影子，与市场的指向并不协调。第二，市场体系不完善，关键是要素价格市场化程度不高，存在着行政定价、随意干预价格，特别是存在着货币注水、扭曲价格的现象。

小微企业缺资金更缺市场需求，如果没有需求，小微企业的新增贷款就会成为新的负担。国有企业市场主体地位的确立，有待于继续深化改革。

例如，一方面是国有企业依然约束软化，只能负盈不能负亏。二是劳动力能够更迅速地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从一个生产地点转移到另一个生产地点。

如果没有市场需求，仅仅有资本，那么接下来就是产能过剩、价格便宜、企业亏损。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谈到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时也表示了同样的意思，即率先创新可以获得超额的社会回报。如果说对民营经济的发展当初存在着认识问题的话，那么现在确实存在着利益问题。然而创新并非号召的结果，而是制度安排使然。地方政府必须从市场主体的地位中退出。首先是法律要保证创新者的物质回报和其他社会回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在《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中指出，如果不能合法地取得商业创意的收益，就不会有很多人构思和开发商业创意。

小微企业确实需要资金方面的公平待遇，但远不是问题的全部。这一举措的基本判断是三农和小微企业缺资金，并且能够保证降准带来的流动性可以顺利地流向三农和小微企业。

小微企业更多的问题是结构和市场问题。曾经的干什么都能发展的产业结构带动了快速的经济发展。

每个企业的参与者都像前方的探路者或者负责探索的蚂蚁，通过对局部变化的观察和分析，敏感地做出反应，调整生产方向和产量，提升产品和产业结构。如果企业家和投资人不能自由地创建新企业、自由地进入某个产业、自由地创建新企业、自由地进入某个产业、自由出售企业的股份、自由关闭企业，他们就不会对创意的开发进行投资。

马克思强调，第一个条件的前提是，社会内部已经完全的商业自由，消除了自然垄断以外的一切垄断。真实的企业由于利害攸关，对市场变化反应敏感。那么，这一基本判断是否正确呢？笔者认为这一判断有一点道理，但不是庐山真面目的全部。据此，人们对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速度，应当有更理性认识，应当更关注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而不仅仅是速度，或者主要不是速度。

这里还必须提及的是，从产权硬化的角度看，民营企业虽然算得上是完全的市场主体地位，但却被歧视，不能一视同仁地进入。资金的问题是外在因素，外在因素解决不了自身的根本问题。

小微企业虽然缺钱，但更缺核心技术和市场需求新一届政府改革的思路是保存量、加增量。

积极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通过托底经济拖住风险无可厚非，但如果因为托底经济而拖累了改革，中国经济可能会有脱离新常态正轨的风险。

比如放开单独两孩，逐级放宽户籍限制等。长此以往，政策就会脱离新常态框架，而中国经济则将面临脱轨的风险。改革行政管理体制，简政放权、强化市场。中国经济如何避免脱轨的风险、走向最为稳妥的结局？长期来看，加增量终究只能暂时拖住风险，真正化解风险仍然要依靠存量改革。

改革国资国企管理体制，理顺国企与出资人以及国企内部的关系，提高国企运行效率。一方面，为了消化前期政策带来的债务风险和产能过剩，中国需要放弃唯G D P的老路，杜绝大规模刺激，但另一方面，中国也不能走完全放弃G D P的路子，如果经济增长滑出保就业的底线，可能会造成不可控的社会和政治风险。

随之而来的是债务转化为增长的能力越来越弱。我们可以试想一下这种风险演化的路径：如果因为托底经济而延续地方主导的大干快上模式，而与此同时，国有企业低效却可以获得廉价信贷配给的预算软约束问题没有根本改变，绝大多数地方和国企投资项目依旧缺乏稳定现金流和效益，就会导致地方和企业部门债务不断上升。

改革财税体制，理顺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降低企业税收负担。改革涉外经济体制，从贸易开放到投资开放，从制造业开放到服务业开放，探索负面清单管理。